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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站在投影仪的屏幕前，有时扼腕，有时沉痛，有时暴躁。随着他身体的移动，PPT文档上的词组和文字，从他的身体和脸上流淌而过：‘基因’‘22世纪’‘华大癌变’‘蛊惑’‘最辉煌的’‘工作者’‘标志’‘人类基因组测序’‘尴尬’……汪建的脸在光影符号的流动和遮蔽里变得面目模糊。

华大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一项研究来自一个旨在找出影响人类个体智商差异的基因或变异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学分析’研究项目。项目的负责人是当时被视为天才少年的19岁华大员工赵柏闻。随后《华盛顿邮报》以《华大挑战科学和伦理的底线》（China pushing the envelope on science， and sometimes ethics ）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甚至成为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课堂中的一个讨论案例。

荣家是搞面粉、搞纺织，并不是搞房地产的，但他们按照“沪苏无”的概念，在无锡圈了一些地。在当时看，都是根本没人去的荒山野岭。现在再来看，都是“地眼”，是最好的地。参观梅园时，原来以为这是1949年后政府把荣家的私家公园充公了，或者是他们捐献出来的。听了讲解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建的这个梅园，一开始就是给公众建的。他们当时并不能说已经非常富有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公共意识和公益行为，显然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纯粹。由此就能看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没有达到他们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水平。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能够看到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孙彬彬：目前宏观环境下，结构性去杠杆带来央行操作层面流动性改善，这是我们的主要判断。在“双峰监管”和双支柱框架开始发力的背景下，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的货币政策就不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防风险和去杠杆这个层面。因为不同市场和经济主体之间差异很大，作为总量调节工具的货币政策难以完全兼顾不同的市场和主体，防风险需要宏观审慎政策对杠杆水平进行逆周期的调节。这意味着，从大的方向来讲，总量工具在流动性管理层面就不需要去挤出了。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接下来他再次重复了那句在华大人人都熟记于心的口号——‘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谈到基建核心资产的投资逻辑时，邹曦强调，三点值得关注：第一，财政政策通过带动基建投资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及总需求的稳定。第二，这其中不存在新旧基建孰优孰劣问题，新基建（实质上是新兴制造业投资）方向好，平衡增量；旧基建（传统基建部门）规模仍占绝对主导，贡献总量，对今年来说均十分重要。